2008年7月5日 星期六
伊豆半島-與愛新覺羅‧慧生相遇天城隧道
愛新覺羅‧慧生,於1957年12月4日離家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家。好幾年沒機會再去「夜班」,昨晚發現已改名為Morelax。
這晚,重溫「聖堂教父」。
凌晨四點,該是回家時刻,起身把聖堂教父放回架上,迴身看廁所前的那一排書目,目光隨即被《流轉的王妃》所吸引。
《流轉的王妃》是嵯峨浩自傳,記載她和愛新覺羅‧溥傑的滿州國下的中日marriage of convenience。圖片即為他倆大婚照片。
一張可愛慧黠的小女生照片跳入眼中—嵯峨浩跟溥傑的女兒—愛新覺羅‧慧生。
因為父母希望她成為一位智慧高深的女性,所以命名為慧生。慧生在中國一直住到5歲(1943)才回日本跟祖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日式教育。三年後,母親嵯峨浩才帶著妹妹嫮生回到日本,母女三人團聚。父親溥傑因滿州國滅亡,逃亡後被俘獲,羈押在撫順。
書中描述著慧生的成長過程,直到19歲那年,離家後就再也沒有回家。
傳言醇親王府出生的大格格都會早死,因為溥傑大妹也早死,母親嵯峨浩更是擔心傳言成真。未料,慧生依舊活不過20歲。
根據嵯峨浩的記載,由於慧生同班男同學大久保武道對她相當傾心,而展開熱烈追求,但慧生卻感到相當困擾。1957年12月4日這天,大久保跟慧生雙雙失蹤。失蹤前,大久保經常講著要去伊豆半島的天城山,12月10日終於在天城隧道出口一公里處的寒天橋往八丁池的林道上,發現他們倆人的遺體。

當時新聞以「在天國結合的戀愛」定為殉情事件,但嵯峨浩從慧生同學們的諸多描述,認為慧生是被脅迫結束生命。
--川康端成‧伊豆的舞孃
2008年7月4日 星期五
鎌倉-山‧海‧故人的相遇
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加羅林魚木的下午 我在時間裡
或許,生活不需要準確的年代,因為我們就在時間裡。兩三週前,加羅林魚木還只是稀疏的花朵。今天下午,就已是完全盛開。
趁著溫度、濕度舒服,外出散步曬曬太陽,順道看看加羅林魚木風情。每次走進停車場裡,我總會先看看警衛的神情,看他是否允許我入內,每一次他總是很熱情地比出「請進」的手勢,這次,敲敲窗戶問了他,就他的記憶,這顆樹開花幾年了?他說他記不清了,「從我來這裡工作,就一直有開花啊」、「可能有3、4年以上。」
走出停車場,遇到兩位住附近的媽媽正在聊天,也跟她們一起聊。同樣的問題「開花幾年了?」,她們也答不上來,只笑說「是一位台電員工種下的,他都已經退休好幾年了,當初不知道這顆植物會開花...」
精確的年代經常是我用來記憶生活與事件的X軸,記憶的年代軸上有著各式各樣的事件,甚至書本、媒體與資訊也一直不斷填充我出生以前的年代軸,要記下一次跟二次大戰的年代、中華民國建國於1912年、日本殖民台灣1895-1945年、要清楚二二八發生於1947年、美麗島1979年、解嚴1987年、兩性工作平等法公佈施行2002年(現已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腦中總可隨時浮現在我個人生活之外的年代數字,這些數字不是政治的、就是政治的。但是爸爸媽媽的出生年,好像是模糊的,無法說出一個準確年。
讀馮馮回憶錄「霧航-媽媽不要哭」時,也拼命翻回書冊前面的照片下方所提供的年代,努力地把他受苦的年代鑲箝著國家的歷史年代中,也翻攪著,當時,爸爸媽媽幾歲?馮馮筆下的年代事件,是否也是雙親成長的年代?如果是,那照片中的街景,就是他們成長時的記憶。

在跟警衛跟居民聊天下,才突地意識到「不去精確地記住發生於幾年,至今幾年,也是生活方式之一」。
或許,生活不需要準確的年代,因為我們就在時間裡。
跟加羅林魚木的預約,是從去年一次無意間在網路搜尋資料,好奇連到關於這顆加羅林魚木的介紹,當時,在日曆上記下2008年的四月行程-加羅林魚木的盛開。
魚木Crateva adansonii Dc. ssp. fomosensis Jacobs是台灣的特有亞種,魚木算是陽明山的代表性植物,不難看見。而溫州公園這顆加羅林魚木Crateva religiosa Forst.f.應該是引入栽植。
2008年4月6日 星期日
迷你錢幣石斛
從小,我就想要有一個花園。成長過程中,不管在哪個城市唸書或就業,一定有植物陪著我。它們,跟著我一起過生活。
從小時候開始,我跟SL出門,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喜歡在小巷弄道中散步,看看別人門前的盆栽裡種了什麼植物,也順道看看別人的家庭在做什麼,是在打小孩、還是打架、or只是單純的為生活打拼而已。
前幾年,去貢寮帶了些野薑花回來種,用盆栽種,種不好。
前幾年,也在郊外帶回鳳仙花、羊齒蕨。也沒照顧好。
羊齒蕨對我而言,有一種魅力,一種原始的召喚。
廚房窗戶望出去,是一道高牆,那高牆上長了數株羊齒蕨,青青、翠翠、綠綠。儘管歷經幾個春雨綿綿、颱風雨狂嘯、冬雨淅瀝,它們依舊在那高牆上長得很茂盛。
2007年3月,四分溪研究室搬到新大樓,接收了兩盆蕭老師照顧的、長得強壯的羊齒蕨。因此,有了自己的羊齒蕨。
前幾週,在花市散步,突然被掛在牆上的植物吸引,老闆說是「錢幣石斛」,中國原生種。
回家後查詢網路上的資訊,都跟這盆長得不盡相同。也像是「迷你聚石斛」,學名是Dendrobium jenkinsii,但葉片還是比這大一點。這盆葉片最小約1.5公分長、1公分寬,最大約3.5公分長、1.5公分寬,每片葉片下有一個小球莖。
帶回家後,至今已冒了三個新芽。
掛在白牆上,就像一幅畫。
2007年7月7日 星期六
節育代替撲殺

和街貓照顧者合作以節育代替撲殺 極簡貓事件簿
摘自2006.12.03中國時報 去年台北市撲殺了兩千多隻街貓!如果市政府每年能協助街貓照顧者結紮兩百五十隻母街貓,台北市便能減少三千隻小街貓的出生。「處理」一隻貓(捕捉→收容→ 撲殺→焚化)的花費,遠超過TNR(Trap捕捉→Neuter結紮→Release放養)一隻母街貓,何樂而不為?然而最近發生的「極簡事件」,卻再度 暴露主政者忽視民間TNR能量的顢頇,以及相關部門長期存在的矛盾。
2007年5月29日 星期二
大紅燈籠高高掛
大紅燈籠高高掛 2007/5/29
重看「大紅燈籠高高掛」,看到了以前沒看到的許多東西。
社會結構下的女性悲劇
頌蓮跟繼母的對話作為整個故事的開場白,就已清楚地講名了「這是一場女人的生命故事」,而且就是一個「社會結構下的女性悲劇」。
從頌蓮跟繼母的對話的主從關係,顯示傳統中國社會以嫁女兒作為改善家庭經濟的手段是多麼的稀鬆平常,這個部分在Lydia Kung《Factory Women in Taiwan》的第二章中也清楚談到女性跟傳統中國家庭間的關係,雖然Lydia Kung觀察的是1970年代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台灣女工,但在傳統的家庭關係部分,她仍採西方學者如Davin1976, M. Wolf 1972等觀點詮釋台灣女工跟家庭的關係(此一部份,另外再談)。
傳統中國家庭並不把女兒視為原生家庭永久成員,而是即將潑出去的水,加上農村生活貧困,因此,把女兒嫁出去是一種作為改善家庭經濟可行的默會。問題不再是簡單的「出嫁」,而是變成了「怎麼嫁」、「嫁給誰」。
頌蓮應算出身小康家庭,她的父親從事茶葉生意,算是小小商賈。在1920年代,可以讓頌蓮去念大學,可見父親對她的栽培甚重。後來父親生意失敗,驟然過世,繼母因此明示暗示要頌蓮嫁個有錢人。
頌蓮非嫁不可嗎?
1920年代,女性如果不接受婚姻作為改善自己經濟與家庭經濟的快速方法,還有其他方法嗎?我想,在她找出個人方法之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早已向她不斷地侵襲,讓她個人節節敗退,即使曾在婚姻生活中的反抗與叛逆,都也只像蜻蜓點水般似的水過無痕,毫不起作用。
鬥爭發生的背後根源是什麼
看「大紅燈籠高高掛」,絕不能用「女人跟女人間的鬥爭」與「女人真可憐」來看。要看到的是,「為什麼這些女性會鬥爭」、「鬥爭發生的背後根源是什麼」,是一個集父權權威、父權下的婚姻制度、貧窮的女性、父權觀念下的女性忠貞與道德而成的整體的社會結構。
這層社會結構緊緊的鑲嵌入每一個男女的價值觀、意識型態、行為角色,以致於每一個人都像活在一個巨大的鳥籠中。
父權制度下的遊戲規則
這個巨大的鳥籠中,有一個絕對權力,這個絕對權力就是陳老爺。陳老爺代表著執行此一父權制度的男性成員。歷史中,無數個陳老爺被性別社會化而成,走了一個陳老爺,還會有第二個陳老爺出生。所以,陳老爺是誰,長什麼樣,不重要。
支撐陳老爺的父權制度,讓他有合法權力娶了5個太太、讓他擁有權力得以在家庭之內訂定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就是以點燈、滅燈、封燈、以及每晚在長廊前的聽候發落(四個女性各站著聆聽今晚是否會被臨幸)為主要架構。其中腳底按摩與點燈即加菜則作為這個遊戲規則的正增強與酬賞。背叛遊戲,就得處死在死人房。而這些規則、酬賞增減的設計全部都由男性一方獨自決定,女性毫無協商的空間。在女性尚未開口協商之際,執行制度的共犯(家人僕人)就已先以「陳家流傳下來的傳統」打住每一個想要協商的個體。因為沒有人有能力對抗傳統。至於傳統到底是什麼?卻沒人說個准。
女性們在這個遊戲規則下,必須要達成兩個任務:性提供(陳老爺說:女人只要腳調順了,就舒服了,就可以好好侍候男人。)與生男孩(不給陳家生兒子,苦日子就在後頭)。
女性為了達成這兩個任務,在同性間,只能開啟彼此間的戰爭--確定地位、生下男孩等。但獨自在絕對權力前,則是充滿了巴結、討好。
這種性別框架下能活出什麼日子?頌蓮拿著照鏡子,看自己未來的命運,泣!
慢慢習慣扭曲的制度
按摩腳的老婆子說「慢慢就會習慣」、大太太也對頌蓮說「慢慢就慣了」。制度的不合理,卻用兩個走過滄桑與歲月的年長女性勸告年輕女性放下反叛與改變的可能。
劇中另一個悲慘的人物--雁兒,她比其他五位太太悲慘的是,身上背負了階級的不可跨越性。老婆子已經清清楚楚地講了她的命運:雖被老爺喜歡,卻永遠是婢女。
如果說,遊戲規則的就是以女性的年輕容貌、皮膚細嫩、體型姣好、身體輕盈當成是評定女性競爭的標地的話,那女性則註定永遠輸給一個個初成長的荳蔻少女。毫無意外。
女性面對這樣的社會結構、父權思想時,該有什麼反應?
頌蓮說:「在這個院內,人都像什麼樣?像狗、像貓、像耗子,什麼都像,就是不像人」。對!女人在這個社會結構內,什麼都像,像任何可以被支配的物品與動物,但是,就是不像一個有主體行動力的個體。
頌蓮有意識的想要揭開事情真相,直喊「你們殺人」。但,男性以「你瘋了,你什麼都沒看見」來進行意識的抹除。悲慘就是你明明知道它發生了,在你的面前,你看見了,但所有的人卻告訴你,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頌蓮原有對生命的憤怒與悲哀,在有意無意間造成雁兒與三太太的殞落之後,最後她也只能發瘋,在精神上的自我囚禁來呈現對社會結構與父權思想最無言的抗議。
第二年夏天,五太太進門,掀開紅蓋頭,又是一個年輕女子。
五太太輕問:「那女人是誰啊?」
婆子輕輕地回答著:「以前的四太太,腦子有毛病了。」
一個女人因反抗一個男人、反抗父權價值、反抗男性霸權制度,而產生的過程與歷程,最後僅是別人眼中輕描淡寫的另一篇故事罷了。
這樣的制度設計,如果性別換過來,我想故事一樣悲慘,四個先生也會為了確定在女主人心中的權力位置而發生你爭我奪的不同情節,所以男性與女性的行為都是在這個制度下所促發的扭曲的行為。



